摘要:如何在严重缺乏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的同时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情感需求?科罗拉多州桑顿的Westgate社区学校,通过利用和培训学生领导为同龄人提供辅导和调解来应对这种困境。

导语

现在是周一早上7:30。我带着笑容欢迎学生们走进教学大楼,老师们也击掌欢迎他们,学生们打哈欠,然后找个角落和他们的朋友坐在一起。上课铃声响起,我走开去泡咖啡,希望尽快坐下来安排这周的工作任务。还没走到咖啡壶边上,便听到对讲机里在喊我的名字,然后我便离开了,所以没来得及泡咖啡。有学生需要我,我的日常工作便开始了。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两个学生在办公室外等候,我的门上有两个便条。

作为具有社会工作背景的助理校长,我的经历与如今许多学校辅导员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经历类似。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为了取得成功而导致的极度压力以及快节奏的生活等原因,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然而,随着要支持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能提供的支持也变得越来越少。我们该如何在严重缺乏专业人员的情况下,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情感需要呢?在位于科罗拉多州桑顿的K12学校Westgate社区学校,我们通过培训学生领导为同龄人提供辅导和调解来应对这种困境。

我在2018年成为Westgate的助理校长,但3年前曾担任该校的文化系主任。我最初是2015年被聘用来协助该校唯一的辅导员,为当时500名学生提供服务。即使我来了,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但也还不足以帮助那么多的学生。一个6岁的孩子饥肠辘辘地来上学,而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晚都有晚餐吃;一个12岁的学生感觉被同龄人孤立了,然后她想如果她不曾出生,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并且一个17岁的孩子尝试通过FASFA,这样她便可以上大学。每个学生的事情都很重要。但是说实话,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

我们出现了处理能力匮乏的问题:太多的孩子需要帮助,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成年人以及时间来提供帮助。

我们每天尽最大努力接待处于心理健康危机的学生。当然,我们会根据学生的需求程度、他们面临的风险程度以及他们遇到的危机程度,来考虑哪些学生需要优先进行心理辅导。然而,我们注意到,那些最初没有陷入心理危机的学生最终也会陷入危机状态,因为没有人及时应对他们的心理需求。问题因此缘起,并逐步走向恶性循环。

在如何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发挥创意,这点我们深知。同时,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咨询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我们必须为每一个伸出手来请求帮助的学生提供时间和空间。每个学生都在打一场独特的战斗,而且每个学生都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目录

  • 利用学生作为同伴导师
  • 我们的项目扩展到为更多学生服务

1 利用学生作为同伴导师

同伴辅导和同伴调解并不是新概念。事实上,我在上高中时便是一名同伴调解员,说实话,之所以会成为一名调解员只是为了可以不上健康课。我记得那时和其他调解员坐在排成一排排的桌子前,按照一个剧本来练习如何解决冲突。我们制定了规范和基本规则,并且给每个参与者提供了公平的发言机会,然后我们按照这个糟糕的剧本来对别的学生进行辅导。而在Westgate学校,我们并不是这样进行同伴辅导的。

Westgate学校的同伴导师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特意挑选和教育一些年轻人,给他们时间和空间来观察专业的心理健康人员是怎么进行心理辅导的这些年轻人有疑问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们让他们自由地以自己真实的方式来对同龄人进行辅导,而不是按照什么剧本来进行。

渐渐地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很有效。以杰西卡为例,她八年级时的情绪犹如过山车。抑郁和焦虑消耗着她,频繁的自杀念头使她不断质疑她的自我价值,以及她在社会中的地位。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对杰西卡进行辅导。有时她需要练习基本的应对或社交技巧,有时候,她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因为某个情况可能给她带来压力。但有时候,我们的辅导并不是很正式。她只是想谈谈她养的狗或者只是想分享她的写作。

在我们随意的会面后,杰西卡看上去轻松了一些,坚强了一些,并且能够更好地应对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在我看来,为她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她能够分享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或许是我能为她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不一定要我来做这些。

许多学校通常都是在严格的学术标准和严格的时间表的驱动下运作的,本应该用来给学生进行辅导的时间也被数学和文学课程占用,导致留给学生们进行真正互动的时间更少。在全国各地,我们在学校里已经失去了与人交流的时间。人们之间逐渐疏远,而杰西卡在大多数时候真正需要的,便是真实的人际联系和交流。

2015年12月,在杰西卡上八年级的时候,我们在经过五个月的规划后推出了同伴辅导计划,作为我们高中现有服务学习课程的一部分。这是学生为学校社区提供额外服务的一种方式,而这些给同伴提供辅导的学生将获得毕业所要求的服务学习学分。服务学习在星期五作为固定课程进行,这为学生辅导提供了持续可靠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密集的申请和面试过程,我们挑选了一些高中生,他们具备同理心和正直的价值观。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且在学校非常关心同龄人。

我们踏上了一段对我来说非常艰难的旅程。我没有给这些学生写剧本,而是坚信这群学生导师有能力引领这条路往前发展。我们编写了自己的培训计划,该计划关注培养这些同伴导师的倾听技能、同理心、肯定以及根据受辅导对象的情况设定的实践。

我们谈到了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该结束辅导并向辅导员报告。我们探讨了隐私性和设定界限相关的问题,我们观看并阅读了Brene Brown博士的作品,他是令人尊敬的作者、研究人员,并且是脆弱和羞耻问题方面的专家。我们还花了几天时间进行角色扮演。这些同伴导师坐在我们的咨询室里,观察我们的咨询顾问和我是如何进行心理辅导的。

随着二月的到来,我们准备开始进行同伴辅导。我们与所有同伴辅导员的家长进行了沟通,和他们分享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来让学生们对他们的同伴进行辅导。

刚开始时,我们有意选择那些想要和辅导员交谈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找了我们好几个星期,但是因为明显的限制而没有机会见到我们,他们成为了第一批进行同伴辅导的人员。我们还选择了那些我们认为需要每周进行心理辅导的学生,专业心理辅导人员同时也给他们进行一些正式的辅导工作,杰西卡是便这些学生中的一员。

我们将她与一位名叫凯蒂的极其热情的少年配对。凯蒂和杰西卡每周见面,他们的关系迅速发展。当我们忙于日常辅导工作时,杰西卡在一周内没有去上课而去找辅导员的次数变少了。她的学业改善了,她在社交场合更加勇敢。像杰西卡一样,许多学员开始盼望周五的会议,并在整个星期都不再跑到办公室找辅导员了。

2 我们的项目扩展到为更多学生服务

在我们的课程开展三年后,我们现在有18名训练有素的高中导师,两名高级实习生领导该项目,约65名学生受影响,其中50名每周要会见导师。

随着我们项目的扩大,我们辨别需要受辅导的人的能力也变得更加强大。随着我们的项目逐步取得成功,我们开始与学校的特殊教育部门合作,以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如今,我们的许多学员都将同伴辅导写入他们的个性化教育计划(IEP)和504计划作为社交情感的归属或服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其他心理健康记录。此外,同伴辅导已成为对行为多层支持系统(MTSS)最有效的第2层干预,MTSS是一个国家框架,用于辨别那些从目标干预中受益的学生,因此一些受辅导者是我们的MTSS团队介绍的。其他一些受辅导者由父母或老师根据学生的需要推荐。

如今杰西卡已经是一名大二学生,这也是她担任同伴导师的第二年。当她在大一申请成为她同伴导师时,她分享了与凯蒂会面的经历如何改变了她的高中经历。她也分享了该经历可能挽救了她的生命。在与凯蒂会面之前,她一直没有持续积极的人际关系。现在她认为自己是中学冲突和辅导的专家,她每周五下午都会和那些与她经历相似的学生进行交谈。

杰西卡用一种我根本无法做到的方式与这些中学生联系。同伴辅导毫无疑问地改变了我们的学校文化。我们经常低估了同伴互动的力量,现在是我们通过培养最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学生,来解决校园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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