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生意,最终都不能绕过良心和社会责任。

导语

2月4日,是农历2019年的除夕,忙碌了一年的中国人沉浸在回家过年的氛围之中。这天,对于红黄蓝的CEO史燕来而言,同样弥漫着喜气洋洋的气息。

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每一次发布官方回应都让史燕来颇为费心,而这一次,她所创办的学前教育集团郑重地对外宣布了一笔海外资产收购案。

从今往后,“红黄蓝”在国际市场上的名字也将更名为“GEH教育集团”。

这会是红黄蓝新的开始吗?

 

前世今生

2月4日,红黄蓝宣布以约1.25亿元人民币的总对价现金收购一新加坡儿童教育集团约70%的股权“这一项目不仅将公司的教育服务扩展到了更多的国家和市场,同时,这一收购项目带来的国际水准的英文和双语教育内容以及高素质的管理团队也将与公司现有的业务形成强大的整合优势,进一步加强公司在中国早期教育这一核心市场的竞争优势。”红黄蓝教育联合创始人、董事与CEO史燕来说。

其实,自2017年9月上市之后,红黄蓝收购动作颇为凌厉。在2017年财报和2018财年季度报中,红黄蓝披露了最新的对外投资收购进展——

2018年4月9日,红黄蓝以2700万元现金收购了一家第三方公司80%的股份,实质是收购了山东的四所幼儿园。

4月17日,红黄蓝斥资2380万现金收购了一家广东的幼儿园。同时,红黄蓝正在积极与各类第三方管理公司接触,主要目的是收购0-6岁学前教育的幼儿园和其他资产,收购付出的收购金额(含现金和公司普通股)高达6.2亿元人民币。

6月,红黄蓝收购上海一早教公司80%股权,该公司定位于为2至6岁儿童提供国际型培训课程的早教服务。在同年二季度末,红黄蓝与北京一家拥有包括国际幼儿园等多个教育资产的教育服务集团达成最终协议,收购其90%的股权——两次收购总金额约为2300万美元……

即便2017年11月下旬爆发的虐童风波沸沸扬扬,但红黄蓝的管理层依然认为,幼儿园依然是一个好生意,毕竟IPO融到的1.4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途之一正是进一步跑马圈地。

在中国,学龄前儿童入园率仍有提升空间,幼儿园市场分散,中国家庭对优质幼儿园存强刚需,民间资本活跃,二级资本市场上幼儿园概念受追捧,这几个要素都构成了包括红黄蓝在内,诸如威创股份、秀强股份、长方集团等上市公司发力收割幼儿园市场的诱人前提。

新年伊始的这笔收购,被外界解读为红黄蓝向国际化学前教育服务商转型的信号。转型就像是在岔路口作抉择。在红黄蓝的历史上,有过多次转型经历,每一次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然而,这一次掺杂的更多是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因素。

红黄蓝的创立,正是乘上了政策的东风。若要追究,民办幼儿园合法化其实是从1997年开始的,因为当时出台的新政鼓励社会力量办学。1997年7月31日国务院发布、同年10月1日施行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五条指出,社会力量应当以举办实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教育机构为重点;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这个条例是为鼓励社会力量办学而制定,后在2003年9月1日被废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替代,“民促法”的颁布和往后的屡次修订,给了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民办学校更多的认可,民办幼儿园后续也被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

而在90年代以前,国内幼儿园只有公办的集体所有制。后来国有企业改革,这些被认为是“三产”的幼儿园被剥离出去,有的因运营情况不佳关门大吉,有的被民间资本接管。随着政策层面的放开,像红黄蓝创始人这样商业嗅觉灵敏的人士也逐步进入了幼儿园市场。

民办幼儿园像野草一样以极强的生命力蓬勃蔓延。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末全国共有幼儿园25.50万所,学前教育毛入园率79.6%。其中,民办幼儿园16.04万所。民办幼儿园在全国幼儿园的比例已占到60%以上,成为吸纳学龄前儿童入学的重要力量。红黄蓝2017年财报披露,其在国内30个省市开展了85家直营和210家特许经营幼儿园。在中国,红黄蓝位列园所数量前十的幼儿园连锁品牌。国内幼儿园品牌市场集中度之低可见一斑。

相较于幼儿园,红黄蓝旗下的亲子游戏学习中心数量更为庞大,2017年底达到953个,到2019年已超过1000个,主要以加盟/特许经营形式扩张。而史燕来和曹赤民这一次创业也并不是马上切入幼儿园,而是先是开了一个亲子教室,可以理解为早期的兴趣班。1998年红黄蓝开出第一家早教中心时,提出了“亲子园”这一概念。用史燕来自己的话说,那一年儿子出生,开办亲子园是为了让儿子和同龄的孩子们享受优质的早期教育。“红黄蓝”也有着甜蜜的寓意:红色象征妈妈,寓意激情;黄色象征孩子,寓意梦想和未来;蓝色象征爸爸,寓意智慧、信念和包容。

真正涉足幼儿园则是在5年之后。红黄蓝的第一家幼儿园开办于2003年,不料北京右安门园正式开园刚过一个月,非典疫情爆发。在幼儿园面临关闭风险时,史燕来的合作伙伴、现在的副总裁蔺玉华开展学生远程教育,帮幼儿园度过了危机,之后蔺玉华搭建了红黄蓝幼儿园的整个初创体系。

史燕来团队的商业头脑,体现在与房地产商的密切联系上,红黄蓝内部很早就专设团队与房地产商合作,考察新楼盘,对新幼儿园进行选址。一开始红黄蓝自建直营幼儿园,根据实践经验,每新开一家幼儿园,从开始筹备到成熟期大约需要4年左右时间,大多数成熟幼儿园的毛利率通常在20-40%左右;后来红黄蓝又双线发展出加盟模式,由加盟商出钱,红黄蓝负责输出品牌和管理经验。

在中国散乱的学前教育市场中,红黄蓝是较早接触资本市场的一家教育机构。2008年,红黄蓝拿到Hagerty公司1000万美元A轮融资。2011年,红黄蓝获纪源资本GGV、银瑞达InvestorAB、和通国际的2000万美元B轮融资,家庭端品牌“竹兜育儿”正是在这一年推出,“竹兜育儿”创立,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销售产品。其实在B轮融资中,“天使”徐小平也悄然入场。原来,北大毕业的史燕来在1996年就和曹赤民合伙开了一家“翻斗乐儿童城”,北大校友徐小平对创业初期的史燕来带来了许多帮助。

2015年,互联网对产业的冲击让红黄蓝蠢蠢欲动,史燕来团队也忍不住进行“跨界转型”。例如红黄蓝一度还曾试水了电商业务——跨境母婴电商青田优品。这个新尝试和徐小平不无关系,青田优品是史燕来和蜜芽宝贝的创始人刘楠牵手的“结晶”,而牵线搭桥的正是同样投资了蜜芽宝贝的徐小平。

除了孵化青田优品之外,红黄蓝还在尝试O2O——试水“叮咚老师”早教入户;针对移动学习场景,开发了巴拉乌拉天天绘本APP。2016年下半年推出“北京红杉优幼联盟”,向中小普惠园输出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经验,提供课程、产品、师资、管理、培训等服务。2017年,红黄蓝进军国际幼儿园,创办“美国学乐国际幼儿园”。此时,红黄蓝已经搭建起多个业务线和品牌。

直到2017年9月,红黄蓝终于实现了上市,旗下主打业务品牌分别是红黄蓝亲子园、红黄蓝幼儿园和竹兜育儿。

从数据上看,红黄蓝2014年到2017年的营收分别为6505.6万美元、8285.8万美元、1.08亿美元、1.408亿美元,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7.35%、30.34%和30.37%。而利润方面,2014年和2015年,红黄蓝连续两年亏损,2016年实现了扭亏为盈,净利润为590万美元,2017年净利润升至710万美元。

据称,2015年原有投资人急于退出,这个时候,一家名为“上达资本”的机构伸出了“援手”。上达资本创始合伙人孟亮在“虐童事件”后接受采访,提及了红黄蓝的数次转型经历,关于红黄蓝之前的亏损,他说很大程度上就跟电商业务有关,叫停也是上达资本极力要求。在此之后,营运利润就开始回升了。

孟亮透露,2015年红黄蓝原有投资人想要退出,管理层找到上达资本寻求专业建议,希望实现管理层收购。2015年11月,上达资本旗下基金Ascendent Rainbow (Cayman) Limited 借款5170万美元给红黄蓝管理层。红黄蓝管理层向上达资本提供可兑换可赎回票据,可在一定条件下兑换成红黄蓝的股份。在红黄蓝上市前,上达资本卖掉了一部分红黄蓝股权,彼时已经收回投资。根据2017年的招股书,上达资本通过旗下Ascendent Rainbow持有红黄蓝教育46.4%的股份。

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曾担任红黄蓝董事的徐小平在2015年10月就退出了董事名单。“之前红黄蓝的董事会有十几个人,我们投资后、上市之前,红黄蓝的董事会成员就三个人,我、董事长还有CEO。最重要的,是红黄蓝厘清了发展战略。比如把发展质量放在第一位。在投资之后的第一年,我们把直营园的新开数量限制在15家以内。什么条件下能新开直营园,我们内部有一套评分体系。而亲子园的发展策略,则确定以加盟为主。我们自己只保留少量的旗舰园当样板,把主要精力放到加盟体系的完善上,比如对投资人怎么进行培训等等。”孟亮说。

不难发现,上达资本入局之后,红黄蓝把幼儿园的直营和加盟扩张放在了主要的战略位置上,从数据上也可见一斑。

“先以直营园所站稳脚跟,后开启轻资产加盟模式”可以归纳为红黄蓝主要资产幼儿园和亲子园的扩张方式。在扩张速度上,特许经营的加盟模式远高于直营模式。

2014年到2016年,红黄蓝直营幼儿园分别有50、62和77所,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一举增加15所直营园,占到直营园总数约20%;直营亲子园分别有24、14和10所,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红黄蓝直营幼儿园及亲子园相关数据)

根据鲸媒体的统计,2014-2016年,直营幼儿园数量、在园人数、学费收入及单园学费收入在逐年增加;2016年,直营幼儿园及直营亲子园学费收入增速放缓,而单园学费收入增长。2014-2016年,红黄蓝直营幼儿园单园学费收入高于亲子园: 2016年直营幼儿园单园学费收入为95.06万美元,直营亲子园单园学费收入为51万美元。


(红黄蓝加盟幼儿园及亲子园相关数据)

加盟园的增速更为可观。2014年到2015年、2015年到2016年,加盟幼儿园分别增加了45所和51所,这两年新增的加盟幼儿园数占加盟幼儿园总数(2016年为162家)的比重达到59.3%。加盟亲子园更是从2014年的487所,增加到2016年773所,两年共新增286所,占加盟亲子园总数37%。

到2017年年底,红黄蓝在全国30个省市开展了85家直营和210家特许经营幼儿园,全国一共开了953个亲子园。财报中,红黄蓝将营收分为学费、特许经营费,师资培训以及其他服务。2017年学费收入占比71.6%,特许经营费占比9.6%,师训及其他服务收入占比5.5%。而加盟模式下,红黄蓝不但每年都有权利从加盟商手中收取年度加盟费,还可以向加盟商和学员出售课程资料、教学设备等产品。相比于幼儿园重资产型、高运营成本,加盟制属于轻资产运营,在成本投入上也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实现快速扩张。


(红黄蓝相关费用)

红黄蓝幼儿园及亲子园学费在收入中占大头。红黄蓝每年的营收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直营园所扩充带来入学人数增加,促进了学费收入的增长。据披露,红黄蓝直营幼儿园按月缴纳学费,大部分班级的学费在900-5000元/月,优质内容班级学费在5000-10000元/月;直营亲子园按照参加课程的数量收费。从学费价格水平上看,红黄蓝的幼儿园收费区间主要是普惠园、中端幼儿园。另一方面,特许经营的商家也在增长,但这块营收比重较小,以及单个特许经营的费用下调,未对营收产生较大影响。

2017年美国当地时间9月27日,红黄蓝登陆了纽交所。招股书上,数据的增长颇为亮眼。红黄蓝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品牌,在此之前,国内一些学前教育资产尤其是幼儿园进入二级市场的,多是被A股上市公司收购或从属于主营其他业务的教育集团。IPO当天,红黄蓝以高于原定价区间的18.5美元发行,首日报收25.90美元,大涨40%,按照发行后总股本2866万股计算,红黄蓝教育市值已接达7.42亿美元,足见资本市场对于这一新鲜和稀缺题材的追捧。

上市之后,红黄蓝实行AB股制度。上市前董事会成员曹赤民、史燕来和孟亮分别持股29.2%、64.2%和46.4%(有分析指出,根据可赎回票据兑换情况,史燕来在IPO前的实际持股比例约为20.6%左右,实为第三大股东);上市后,上达资本在IPO发行过程中献售,减持套现约4000万美元。到2017年12月31日,通过出售股票三人的持股比例分别稀释至21.2%、11.7%和29.2%,投票表决权占比分别是27%、23.8%和37.1%。

流年不利。

上市不到两个月,红黄蓝就爆出了北京朝阳区新天地幼儿园“虐童事件”。突如其来的敏感事件像一根针,扎得又快又狠,这是史燕来团队始料未及的。造谣者被行政拘留、各地幼儿园监管趋严、红黄蓝内部整改、设施园所负责人被拘留等系列事件不断发酵。

事发之后,美国当地时间11月24日,红黄蓝股价跌幅近40%,跌破发行价降至16.45美元。虐童事件本身的严重性,加上公司方面姗姗来迟的道歉,让社会舆论对这家学前机构聚积的负面情绪在短期内爆棚。红黄蓝高管紧急宣布5000万美元股票回购计划。

但仅隔一个周末,到了美国当地时间周一时,红黄蓝一度腰斩的股价出现反弹,在盘前交易中一度上涨近15%,收盘涨幅达9.73%,周二股价继续反弹,收盘涨幅超过了23%。资本市场反映出来的逐利性、人性的劣根性,让舆论的愤怒情绪再次燃烧。

“资本永不眠嘛。”一位投资者对这一现象并不惊讶,该人士指出,从调查结果看,红黄蓝在此事件中受到的惩处非常有限。某种程度上,监管趋严、行业准入门槛的提高反过来是对红黄蓝的利好,因为我国幼儿园资产普遍小而散乱,拥有优质课程和服务的幼儿园更是稀缺资源,投资者尤其是海外投资者也会有抄底心理。

公众的视线依然没有离开红黄蓝。2017年12月底,红黄蓝宣布暂停幼儿园、亲子园加盟业务。重要的是,北京朝阳区新天地幼儿园并不是加盟园,而是由红黄蓝集团直接管理的直营园。对于连锁幼儿园品牌来说,直营园往往被认为加盟园的“样板”,直营园的经验可以直接复制到加盟园。一位业内人士向鲸媒体表示,其实上市前两年,不管是直营园和加盟园,红黄蓝旗下的幼儿园都在以以往没有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教育行业有自身的规律,诸多服务细节需要打磨,因此,原本稳健发展的红黄蓝一下子驶入快车道,客观上在服务质量和安全把控方面会存在隐患。

在一个比较大的幼教集团里,直营园‘出事’的概率其实比加盟园高。”同样有分析人士称,园所“出事”很大程度上因为产权责任不分明。产权经济的核心是权利、责任明确,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经济风险和管理风险。加盟园的责任主体是举办人,这个人花费几十万上百万来举办一个幼儿园,其实并不希望园所出现任何事故,一旦学生出现教学事故或人身安全事故等,所有的责任都指向老板(投资商)。而直营园的管理责任被稀释了,就像国有企业的主人是国家,但是国家派人去管理,那这个负责人很有可能会对企业不那么尽职尽责,因为这个企业并不是他的自有资产。一个集团的多家直营园,这些直营园的责任主体就是CEO或董事长。一个人管理多家园所与一个人管理一所园的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自宣布暂停加盟后,红黄蓝往后的财报也显示,利润也出现了明显下滑。2018年1到3月,净亏损270万美元;2018年上半年,红黄蓝净收入相较上年同期下滑了62.3%。此前在加盟策略的后续影响下,还是有媒体发现,在宣布暂停加盟的2018年上半年,红黄蓝的加盟幼儿园依然增加了6所,加盟亲子园增加了83所。从财报披露的信息看,上市后红黄蓝收割幼儿园市场并不手软。

半年风声似乎已过,二季度末红黄蓝恢复亲子园加盟,但幼儿园加盟并未重启。据透露,重启亲子园加盟红黄蓝要求启动一系列安全保障措施,例如将提高加盟标准,将严格地筛选加盟商,并将提高教师招聘要求、加强教师培训。

在2018年6月,红黄蓝公司设置了首席安全官、安全监督委员会,在总部设立中央监控室,建立更严格的监控体系。至此,红黄蓝股价出现回暖,2018年6月的股价较“虐童案”的最低点涨幅超过30%,最高超过23美元——资本对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概念依旧情有独钟。

根据11月28日发布的Q3财报,这一季度红黄蓝营收3530万美元,同比下降5.7%;净亏损430万美元,而上年同期为盈利160万美元。“第三季度我们的总收入略有下降,是因为幼儿园特许经营计划的暂停以及今年上半年特许经营权的暂停继续影响了业绩表现。由于2015年出生率较低,幼儿园入学申请人数较少,也导致本季度幼儿园的入学率低于预期。”史燕来说。

回过头来看,红黄蓝幼儿园加盟的暂停,不仅与虐童事件的发酵有关,其实也与监管趋严和政策的变化有关。政策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1月15日,也是在虐童事件爆发近一周年时,被简称为“学前教育新规”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

《意见》指出,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新规直接堵死了营利性幼儿园的上市之路,也就是说,民办营利性幼儿园只能通过学费和服务费用赚取利润,也让民办幼儿园投资和并购之路变得更加曲折。

但关于已经上市的民办幼儿园资产如何处理,目前政策并没有更多细节说明。与此同时,根据新规,国家将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坚决扭转高收费民办园占比偏高的局面。未来,在学前教育领域,普惠性幼儿园占比在80%,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占比在30%左右,公办性质幼儿园占比在50%,营利性幼儿园占比20%左右。

“一夜回到解放前”,学前教育新规发布当晚,红黄蓝股价出现腰斩。盘前跌幅25%,开盘后一度暴跌近53%,之后紧急临时停牌,很快恢复交易后,跌幅一度扩大至近60%。

“红黄蓝始终积极响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号召,积极配合政府探索多层次办园的模式,努力为促进学前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意见》的出台,是中央对于学前教育规范化管理的具体要求,延续了原来学前教育管理的思路,是一个一贯性的理念。红黄蓝完全支持中央《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也坚信在探索转型中的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必将拥有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未来。”11月16日在红黄蓝的官方声明里,标题中使用了“坚决支持”的字眼。

“红黄蓝方面将积极与负责监管幼儿园的政府机构进行合作与评估。《意见》对目前幼儿园的运作产生了一些影响,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史燕来说。红黄蓝再次宣布回购计划是在12月18日,在未来12个月内,回购总价值为1200万美元的美国存托股股份。“此次回购计划充分表明我们对公司价值的信心。”红黄蓝首席财务官魏萍解释。

跟红黄蓝热火朝天的亲子园加盟招商现场,以及内部组织管理略显紧张的氛围相比,上市后的红黄蓝在面对公众时表现出来的态度,显得过于冷静和“官方化”。即便是宣布在品牌上从改英文名开始改变,其公众形象在舆论视野中依然有着复杂的色彩。以至于其在2019年2月宣布收购案和更名时,媒体报道中充斥着“洗白”、“挽救颓势”、“改名换姓”、“脱身”等字眼。

关于新年伊始的这笔海外收购,史燕来评价:“这一战略收购项目,加之公司之前进行的其他收购和项目合作,已经将公司成功拓展成为多产品与服务线、多地域、多品牌的多元化教育集团。”将集团名称由原来的“红黄蓝教育公司”更名为“GEH教育集团”也是为了体现集团多品牌、多业务线、多地域经营的新格局。“这一更名提议尚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这一变更,将使得公司在持续稳定发展‘红黄蓝’品牌幼儿园和亲子园业务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兼容并蓄更多的品牌、业务线;拓展更广泛的儿童教育市场。”

媒体发现,2019年1月4日,红黄蓝成立了子公司“快乐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显示系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布局海外,转型幼儿教育服务商,重心转向输出课程、服务和师资,发力家庭教育……红黄蓝在走过20个年头之后,进行了新一轮的转身。

一切因政策风起而动,又因政策风向转变而被裹挟生变。

 

因果轮回

“虐童”的字样,永远都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我听了都强忍着自己不要哭,你们没有看到那些纯真的小天使是如何萌萌哒描述并回答我们的问题的!”家长们陈述时声泪俱下。2018年11月23日,网上有家长发文控诉,北京管庄地区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多名幼儿身上有针眼,孩子被喂食白色药片,更有耸人听闻的传闻称,多名儿童受到了猥亵。一波接一波的传闻和质疑,一时间民怨沸腾。

当天红黄蓝内部进行了调查,但并未对公众发声,反而是政府监管部门在当天下午和晚上进行了回应。朝阳区教委人员回应:公安局的许多部门已经在调查取证,事实以公安部门通报为准;涉事人员处于停职状态,配合公安部门进行调查。

教育部回应:已责成地方有关部门立即启动调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同时已部署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专项督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对此类事件一定要引以为戒——政府监管部门的发声,标志着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监管层极高的重视。

2018年11月24和25日,红黄蓝连续发布了官方声明,这期间警方也公布了调查结果,称猥亵幼儿系虚假信息,在网络编造、传播关于猥亵幼儿虚假信息的某女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而涉事教师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直到11月28日晚间,公安机关披露了调查的最新进展和细节:该园教师刘某某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已被刑事拘留。此时,红黄蓝的道歉信终于来了。

在《红黄蓝教育机构的道歉信》中,红黄蓝向社会承诺,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伤害孩子的行为零容忍,“恳请全体家长与社会各界,发现新的问题和线索,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和反映”,“对在我们园所收到伤害的孩子,我们绝不推脱逃避,有错必究,有责必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此外还提出了对幼儿园监控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做到无死角不间断实时监控以及建立家园共育机制,尽最大可能开放透明办学。

在公众看来,红黄蓝的承诺显得“姗姗来迟”。其实在更早之前,2015年11月,吉林四平市红黄蓝幼儿园的家长在孩子身上就发现过针孔,虐童老师多次用缝纫针等工具扎伤多名儿童,此后4名涉案人员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在2017年扎针事件发生之后,让不少家长担忧“扎针”会不会已经成为某种“潜规则”。其他被扒出来的负面新闻还包括北京红黄蓝大红门幼儿园儿童被老师摔打的视频,以及山东、河南等地红黄蓝幼儿园加盟园停课、负责人失联,家长陷退费纠纷的新闻报道。

“如果侵害事件接二连三发生,这反映出内部管理可能存在系统性风险,系统风险万一大规模爆发就是多米诺骨牌。”同为幼教从业者和家长的林女士告诉鲸媒体,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家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身心健康和成长关注程度都越来越高,更加了解0岁到6岁这个关键期对于孩子未来成长的影响有多大。尤其是全国民办幼儿园超过大半江山的格局下,幼儿园离家距离、硬件设施、安全建设、课程内容、师资力量、品牌口碑、价格都是选择民办幼儿园的关键要素,而连锁品牌在消费者固有印象中是知名度较高、服务质量有保障的象征,但知名度并不代表美誉度,在教育、医疗、餐饮等等具有服务属性的行业里,安全都是最基本的底限。绝大多数社会问题和纠纷都是因安全硬伤引起的。

同样是基于这一判断,并考虑监管和舆论因素,红黄蓝暂停幼儿园加盟并进行自查亦符合逻辑和情理。在2018年11月的学前教育新规颁布之后,上市公司不能再增加幼儿园资产,已经上市的幼儿园资产如何处置未有下文,对已经上市的公司而言实质“骑虎难下”,如果要增加更多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并进一步增强融资能力,延伸业务和产业链进行转型是必经之路。

鲸媒体从权威渠道了解到,红黄蓝上市两月立刻陷入虐童丑闻,国内某大型教育集团出于延伸产业链布局的考虑曾有意接盘红黄蓝,但最终该集团董事会没有通过这一决议,原因在于董事会成员认为红黄蓝资产虽然不差,但教育本质也是“名声生意”,接盘之后如果再次发生敏感事件影响到自身教育品牌口碑,结果反而得不偿失。没过多久,学前教育新规直接阻断了幼儿园在公开资本市场资本化的道路。

2018年即将收官之际,12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新天地幼儿园教师刘某某虐待被看护人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虐待被看护人罪一审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同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对于案件本身我们尊重司法程序,对于一切伤害儿童的行为我们都坚决反对,对由此引发的公众焦虑与不安,我们深感愧疚,并再次向涉事家庭和广大公众诚恳道歉。本案虽是个人行为,相关恶性谣言也已由公安机关和主流媒体进行辟谣,但也反映出我们的管理还需持续提高和改进。” 红黄蓝官方对此事件进展再度发出声明。声明称,过去一年集团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全面加强安全和师资管理。

其中,为了守住安全的底线,内部人士透露,自虐童案爆发之后,红黄蓝董事会独立董事牵头,委托公司内审部联合外部独立机构、行业专家组成全国督查小组,从设施安全、投诉渠道、安全监控、师资建设、门卫管理、食堂管理等十大方面,分批对全国幼儿园进行安全检查(包括加盟园、直营园,新开园、成熟园),对于个性问题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间,形成可行性整改方案,对于共性问题,升级幼儿园安全自查标准手册。

2018年11月左右红黄蓝成立了安全管理委员会。红黄蓝安全管理委员会由集团董事长和总裁担任联合主任,负责领导和监督安全管理委员会工作。执行主任由分管安全副总裁担任。成员包括:集团CFO、各副总裁、各事业部总经理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集团首席安全员;扩大成员包括:全国子分公司负责人、总园长、区域园长、各园园长、各子分公司和园所安全员。为了明确各层级安全管理责任,以此为契机将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各层级考核重要指标。对管理失职情节严重者,将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甚至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于年度无安全问题且对安全管理提出创新性建议或贡献突出者,将予以通报表扬和奖励。同时,确立了安全管理沟通和会议机制,做到每日有自查、每周有检查、每月有督导、每季有整改、每年有考核。

在暂停红黄蓝幼儿园加盟的同时,红黄蓝方面计划投资3500万元人民币,已先期批复2000万元升级安全监督管理系统,并设立总部中央监控室,目前直营幼儿园和部分加盟幼儿园已安装连接至公司总部,其他园所的监控升级工作正在陆续推进。

幼教行业备受诟病的问题是师资待遇低、准入门槛低。一组数据显示,国内幼儿园按幼师比9:1计算,我国仅仅幼儿园阶段就缺240万幼师,而且有28%的幼师是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主要原因是幼儿教师待遇偏低。红黄蓝的做法是自2017年9月以来两次提高一线老师薪酬待遇,建立教职员工心理疏导与安抚机制,加入普法培训、教育行为培训和正面教育方式方法培训。

这些救赎行为自然会导致营业成本的直接上升。在2018财年Q3,红黄蓝营业成本为3400万美元,同比增长19.9%,该季度毛利率仅为3.5%,上年同期为24.1%,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加盟费收入的下降,以及公司直营幼儿园员工薪酬及运营成本的上涨。此前,红黄蓝在幼儿园业务的毛利率维持在10%左右,幼儿园业务始终处于微利状态,这也是大多数民办幼儿园的现状。

而学前教育领域又尤其需要教育者的深度关怀,正因如此,民办幼儿园如果过度逐利,不愿在教职工薪酬待遇、园所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投入,一昧追求资产增值、跑马圈地,就很容易在价值观上出现偏差,在管理上出现漏洞,最后造成伤害幼儿的恶性事件发生。

某种程度上,学前教育新规的出台也是出于公众大声疾呼的结果,呼吁监管层对于学前教育领域给予更多关注,遏制过度逐利、回归教育本源。

据统计,2017年全国普惠园(含民办和公办)占比约为64%,在全国幼儿园总数中占比60%的民办园里,普惠园仅占四成。若要实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含民办和公办)达到80%的目标,则需要增建公办园数量,或者引导更多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或使民办园转变成普惠园。各地政府也陆续制定落地执行政策。

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教育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将联合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通过治理,进一步增加城镇普惠性资源供给,让老百姓的孩子就近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整治的重点是解决移交不到位和使用不到位问题。对小区配套幼儿园没有移交给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各地限期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已挪作他用的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收回。对已移交的小区配套幼儿园,要求各地必须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作为小区的配套设施的幼儿园,是开发商在建设小区之后需要完成,建成之后要移交给政府部门的,属于公用设施。

小区配套幼儿园从营利性民办园转向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幼儿园的收费定价为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指导价,会直接对旗下拥有幼儿园资产的上市公司业绩产生影响,其中,直接影响直营园的学费水平,同时也会影响加盟商投资的积极性和加盟园的存活率。而在2018年底,红黄蓝也表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申办普惠性幼儿园,涉及虐童案的新天地幼儿园就已主动申办为普惠性幼儿园。

按照计划治理时间表,要求2019年4月底前全国各区县要完成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情况的全面摸底排查,6月底前,已建成未移交的配套幼儿园要完成移交手续;9月底前,对需要回收、购置和置换的要完成相关手续;12月底前,对需要补建、改建、新建的配套幼儿园要完成相关建设规划;明年12月底前要完成配建项目竣工验收。

全国各地政府对民办普惠园的补贴力度各有不同,如北京等对民办普惠园每生每年生均定额补助了达上万元,而亦有地区仅有100到200元不等,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补贴。

资深人士林女士认为,为了实现教育公平,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而大力发展普惠园初衷非常好,但时间紧迫,普惠园对民间资本没有吸引力,最后绝大多数普惠园都会转向公办性质,逐渐变成依靠政府财政补助生存,可能会遇到幼儿园依旧短缺的问题——民众需求旺盛、大量民办园关门、政府财政吃紧、补助跟不上、民间对非营利园所投资意愿不强。“普惠园的老师有公务员性质,国家这一块每年的投入预计可能会有几百个亿,负担一下子变得很大。”目前地方债务高企,可能会面临较大困难。“从这个角度说,其实地方政府非常希望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幼儿园,不管是普惠园还是高端幼儿园,现实可能很骨感。”

无论如何,虐童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幼儿园领域成为了监管政策最为密集的教育细分领域。而红黄蓝这家教育机构在舆论和政策的挤压中,市值跌至2.3亿美元,自救之路已经开启。

任何生意,最终都不能绕过良心和社会责任。

对于红黄蓝而言,最艰难的任务不是拯救它的品牌,而是重新塑造内部组织文化。因为,对于如同一朵朵小花苞一样的儿童来说,在他们的生命之初应该充满阳光和欢笑,而不是在残酷的人性面前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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