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北京市正式将中小学的课后服务扩大至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家长会为此买账吗?提供服务的校外机构是否该暗自窃喜?以提供放学后看管服务为生的托管班是否该另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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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课后三点半”这一老生常谈的社会性话题以及历史性难题,在8月23日的教育部今年首场金秋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被提起——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表示:北京市拟从今年9月起,在全市义务教育学段提供三点半以后全覆盖的看管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

“全国教育看北京”,从2014年1月开始,北京市推出全市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式,每年投入5亿元用于中小学生课外体育、文艺、科普社团活动,时间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低于1个小时。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市拟从今年9月起实现“三点半后全覆盖”,课后服务拟扩大至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课后三点半”的尝试和探索被称为一举三得:既不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让孩子们多参加一些自由快乐的文体活动,也满足了家长无法接孩子的烦恼。

如果北京市正式将中小学的课后服务扩大至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家长会为此买账吗?提供服务的校外机构是否该暗自窃喜?以提供放学后看管服务为生的托管班是否该另谋生计?

“三点半后全覆盖”能否长期执行?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家长表示此事要辩证来看。

何先生的孩子现就读于北京某公立小学二年级,选择托管班,主要是因为孩子放学后无暇接送。“如果学校能提供课后后延的课程服务覆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家长的顾虑,特别是经济条件较弱、不足以支撑托管费用的家庭。”何先生说道。

但是,三点半后全覆盖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北京,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在5点半前准时下班,也有经常加班和出差的情况。

问题的关键在于托管班提供服务的内容。

何先生告诉鲸媒体:“托管班一方面提供了美术、机器人等兴趣课程,更重要在于托管班的老师可以辅导、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孩子从托管班接回家后几乎没有作业负担,可以吃饭睡觉,比较轻松;如果学校三点半后全覆盖,那放学回家后,家长还是需要花时间辅导孩子作业,实际上增加了家长和孩子的负担。所以家长最后还是会花钱选择托管班以解决作业辅导的问题。

在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看来,“三点半后全覆盖”长期坚持下去有很大的困难。

首先,从家长角度出发,能5点半下班接孩子回家的家长有多少?

其次,从操作层面,众所周知,北京市中小学有空置的、能提供课后服务的教室有多少?如果全校的孩子留校,如何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

最后,从配套资源的角度看,学校是否有足够的师资和课程资源支撑每周五天、每天2小时的课后服务?校方和老师是否有足够的动力驱动这件事?

据张洪伟介绍,2015年之后北京市政府每年拿出5个亿支持中小学生课外活动,2017年这项工作似乎遇到了小挫折,今年似乎“销声匿迹”,“应该是在执行过程中遇到较多的困难,例如师资匮乏、校外机构利润不足、参与度不强等等。”张洪伟说道。

而在课后服务资源提供方校外机构的眼中,“三点半后全覆盖”实际上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9个年级、每周5天、每天2小时,即使所有被选上的资源方使出全力也忙不过来呀!”“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而且不少学校需要机构提供的课外课程与校内通识课的知识点、能力点相适配,等于同一门课需要针对不同年级做出不同的课程,无疑是给机构带来了难题。”不少中小型校外机构这样感叹。

也有人推测,“三点半后全覆盖”初期可能先从体育课程着手,体育课相当于是给学生一个加长版的大课间活动,毕竟孩子们更喜欢在操场上玩耍,而且目前“三点半后全覆盖”也没有限定非得要上哪几门课。

 

解决“课后三点半”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哪?

“资源、课程、师资、评价,严重供给不足。”这是现阶段北京市“课后三点半”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问题。

在教授校外科技课程多年的L老师看来,需要有一个可标准化的课程方案以解决课程资源的不足。

L老师对鲸媒体说道:“应当呼吁教委先征集一批课程资源(各种校内外活动内容),经过专家梳理认证,给出标准课程资源包(全套课件、耗材),再建立专门的管理服务平台,然后学校进行选课、校内分配任务(班主任、副班主任同修一门课),并且要对老师进行线上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熟悉课程,最后再在校内走班制开课,这样师资和课程资源可以流动使用,也可以节省很多经费,结余下来的经费用于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L老师建议给校内参与活动的教师一些课时费补助是必要的,毕竟增加了工作量,要调动起教师的积极性。教师的能力提升了、收入提高了、学生有所收获、经费也都用在刀刃上了。在普及型活动方面,这将是一个趋势。

“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在中小学课后服务方面的行动和步伐其实要慢于广州、深圳等城市,我们希望北京市可以参考其他省市对于‘课后三点半’具有可操作性强的行业规范和指导意见。”张洪伟说道。

广州

越秀区是广东省广州市最早开展校内托管试点的区,该区多所小学学生放学后可以在学校托管至17时离校,部分试点学校托管有的让学生在班级自习,老师看管辅导;有的开设兴趣班免费教孩子体艺项目;有的把体育俱乐部引入校内,收取一定费用。除了有特殊的培训项目外,大部分学校表明,课后托管服务不向家长收费,而由财政资金补贴,标准为每生每天2元。

今年2月,广东省教育厅公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明确校内课后服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中小学生是否参加校内课后服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此外,校内课后服务包括在校早午餐服务、午休和课后托管三项内容。

在课后托管服务方面,活动形式及内容由学校会同家长委员会协商确定。在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学校在托管时间主要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等课外活动。但不得将校内课后服务作为学校教学的延伸,不得进行集体教学或“补课”。

南京

自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南京所有公办、民办小学从每学期开学第二周起实行“弹性离校”。“弹性离校”以家长自愿报名、学生自主参加为前提。学生参与“弹性离校”期间一律实行免费。

南京市财政安排“弹性离校”市级专项奖补经费。奖补经费分为补助和奖励两部分。补助经费根据各区实际参与“弹性离校”的学生人数按比例补助到区,奖励经费根据各区“弹性离校”工作实效划拨到区,以保障在城乡所有小学全面推行“弹性离校”,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延时照顾服务。

 

北京市课后托管市场将受重创?

如果北京市正式将中小学的课后服务扩大至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那些以提供放学后看管服务为生的托管班,是否该另谋生计?

张洪伟认为,对于只提供饮食、接送基础服务的托管机构,影响甚大。

“不只是北京市,放眼全国,从今年的四部委专项整顿、深改委审议意见以及最近公示的民促法送审稿等多项举措可以看出,中小型的、只注重基础保育服务的、营利性较差甚至不符合规范的‘小黑作坊’,在市场逐渐升级转型过程中注定要被淘汰,应该及早转型或者向规范化靠拢。”张洪伟说道。

也有观点认为,托管机构的生死问题应该分地区来看待,专项整顿等措施对于大城市的托管行业带来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毕竟有强烈的需求存在,而小城市的托管机构尤其是“小黑作坊”则会面临生存危机。

鲸媒体了解发现,就全国范围来看,从规模和服务内容上可把托管机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小饭桌”模式,主要满足孩子接、送、吃、睡等最基础的需求;第二阶段,在“小饭桌”的基础上添加了课业监督辅导功能;第三阶段,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提供类似素质教育等课程内容。国内的托管机构主要集中在第二阶段。

托管机构由二进阶到三的难点在哪?位于南京的某托管服务机构创始人告诉鲸媒体:“家长有让孩子往素质教育方向发展的意识,但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家长最终还是注重孩子的学业成绩,所以托管机构想在素质教育方面有所突破还是很难的。我们不能把这一行业现状打破重建,而是去适应,往行业标准化方面迈进。”

而在鲸媒体采访的另外一位家长陈女士看来,并非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多学习除主课外的课程,也并非所有家长看重分数和成绩。

“托管班也好、校外培训班也好,它们都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对于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养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比如有的孩子本身就有音乐、体育、美术、奥数等方面的特长,可以让其在校外培训机构的辅导下施展才华。”陈女士表示。

近年来,确实存在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素质教育要求,开展了以“应试”为目的的培训,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和招生入学秩序,也加重了学生的课外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我理解的减负是不要刷题、不要留过多的家庭作业,是培养孩子学习的习惯、正确的学习方式,如果学校和家长没有共同的目标和措施,孩子会很矛盾。另外一方面,如果校内所教的知识很浅显,而考试、测评又过于复杂,那么不得不让家长把孩子送到课外班去‘开小灶’。”陈女士说道。

何先生则认为减负从根本上是个伪命题,首先要理清负担是谁的,是谁给谁增加的负担?如果在升学机制上是比较合理和完善的,家长和孩子就不会有负担。

如果在升学上有差距、有竞争和资源的限制,即使左边减负,右边又会有其他的负担冒出来,之所以增加负担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机会。因此减负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教育机会的均等平衡,消除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因素。

“解铃还需系铃人,”张洪伟说道,“需求一旦出现想摁回去很难,应该从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机制上去考虑,这是源头。源头问题不解决,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减轻负担会成为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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