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场声势浩大的减负行动,家长、学生、老师、校方眼中如何看待?教育减负,这个喊了数十年的口号,究竟如何更好地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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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整顿战役打响,家长、学生却不习惯没有培训班的日子

减负政策分析,在高校扩招前后差别极大

喊了几十年的教育减负为何越来越“重”

真真正正的教育减负,如何奏效?

 

导语

叮叮叮……放学铃声响起,冠冠的妈妈准时在校门口等着他,当然,妈妈并不可能专门为了接孩子放学而向单位请假,这串放学铃来自某课外培训机构,晚上8点放学铃响起,孩子们陆陆续续走出教室,不过,依然还有“拔尖”的孩子留在教室让老师“开小灶”,迟迟不愿离开。

在北京,像冠冠这种情况并不为奇,一般家庭经济实力中产及以上的家庭,在学校之外,周一至周五让孩子上英语、数学补习班,周六日上各种兴趣班是标配,甚至家长们会私下嘀咕,男孩子学足球、篮球太out了,不如学点马术、棒球,看起来倍帅气有面儿,女孩还是离不开琴棋书画那几样,多多益善。

在小学阶段,一般下午学校3、4点就放学了,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让托管班把孩子接走最省心不过了,托管班既能管接送、吃喝,还能辅导孩子做作业,两全其美。

冠冠妈说道:“托管班毕竟不是专门做补课培优的,主要起看护作用,要让孩子成绩提高,还是得上课外培训班。”

今年2月,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数月来,山东、天津、北京等省市陆续响应减负号召,4月9日,新东方、学而思、学大教育等160家校外培训机构共同签署《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此外,在国内“迎春杯”、“走美杯”等小升初热门学科竞赛项目也均被叫停。

以为中小学减负为名而颁布的政策、意见、规定在家长、学生、老师、校方眼中如何看待?教育减负,这个喊了数十年的口号,应该怎么更好地落地执行?

 

1、各地整顿战役打响,家长、学生却不习惯没有培训班的日子?

“我读小学时就报了英语课外培训班,初中还是英语,高中时报了物理、数学(培训班)。”

小金(化名)目前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大一学生,他向鲸媒体坦言,自己从小学起就报了校外的辅导班。而来到上海读大学之前,小金一直在四线城市的重点中小学就读。

“以前每天下午4:40放学,平时晚上不补课,都是周末补课。”虽然课外补课太多会感觉疲惫,但小金也理解父母期望自己出人头地的意愿。“增加或减少(课外培训班)是按照那一门的学习成绩来决定的。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在外面补课。”

像小金这样每周末参与K12校外补课的学生并不少见。有数据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每天课外写作业的时间是2.82小时,时长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将近3倍。而课外培训机构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之一。

中国教育学会2016年底发布的《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研究报告》中称,2016年,全国中小学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人均花费约6000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700万至850万人。

去年夏天,小金从四线小城顺利地考入了上海海事大学。几个月前,他和父母发现,之前补课的地方(机构)突然关门了。“那个机构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数英物化生都能补课。我读初一时就看到它们已经开了,至少开了有十年时间。原来我有十多个同学都在那家机构补课。”

四线小城培训机构的关门其实是因为今年2月开始的全国整顿。从2018年2月下旬开始,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明确要求要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减负战役在今年正式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通知》也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通知。其实在2018年,“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已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1)K12龙头陆续“摆明立场”

随着整顿通知的出台,各地纷纷开展了专项治理。

4月,山东省教育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除了对省内各地的培训机构开展统计摸底工作、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的机构进行指导督促,还对教师提出了相关规定。

比如严格控制学生作业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课后作业,小学三年级及以上课后作业严格控制。科学设计作业内容,提倡分层布置作业,不布置机械重复、死记硬背型作业。作业批改必须由教师完成,不得让家长批改作业”;严禁教师“上课不讲、课后讲”;严禁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个人拉生源等等。

天津市教委等部门也在4月下发了《严禁中小学校有偿补课和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补课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行为的纪律规定》以及天津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十不准”等文件。

“十不准”的文件中提到,不准21:00以后继续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培训活动;不准在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的情况下,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招生广告或者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4月25日,北京市公布2018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同时市教委、民政局、人社局、工商局联合印发文件,要求严肃查处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等行为。

从5月开始,北京市一年级至高三年级的所有中小学生,都将上网填报课外报班情况。填报的补课数据与学生学籍数据绑定,学生可以在家自主填报内容,数据直接汇总到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服务平台,学校老师都看不到。“此举是为了尽量减少学校体制内干预的可能,了解真实的情况。”有关负责人说。

4月9日,来自全国160家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教育部指导下共同签署《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承诺依法、诚信、规范办学,避免“超纲教学”、“强化应试”,绝不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等。新东方、学而思、学大教育等160家校外培训机构成为首批签署自律公约的机构。

作为全国K12培训巨头之一,学而思在这场整顿中也开始“谋变”:多个培优课程已经停止报名;学而思的“主打产品”奥数班今后将不再被作为业务重点。据悉,整顿通知下发之后,此前在学而思培优官网发布的北京地区超前教学的课程报名指南已下线。

“北京学而思培优在线”发布通知称,“学而思杯”将不再举办。而在3月6日好未来的2018年开年大会上,好未来创始人兼CEO张邦鑫在《“负责任”才有“好未来”》演讲中表示,好未来将致力于用科技推进新时代的教育减负,并希望“学而思”成为“能力培养”和“教学品质”的代名词。

此外,学而思培优在家长群中发布通知称,停止组织参加“希望杯”比赛,家长可以在3月11日前,前往学而思各大校区,办理退费事宜。有媒体从学而思网校工作人员处得知,未来学而思网校将不再主打奥数产品,将进行产品升级迭代,提倡“大数学”概念。

学而思还在3月16日宣布,7月起全国分校课程将在晚8点30分前结束,此前该机构最晚的课程要持续到晚上9点多。而学而思每半年举办一次、成绩用于分班的综测考试,现已改名为综合能力诊断。

据了解,上海市在对课外培训机构摸底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竞赛进行了规范,叫停了“亚太杯”、“走美杯”、“3E英语测试”等大小杯赛,并对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及其延伸类培训机构的教学、竞赛、师资、教材、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特别规定。

位于上海的K12课外培训机构昂立教育,其董事长林涛还向教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承诺,今后不以任何形式举办或者参与任何社会机构举办的各种未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竞赛、杯赛和等级考试,不再组织学生报名或者代为报名,不再为该类活动提供考试或者测试场地。

不过,整顿并不能影响到校外所有培训机构。黑龙江阳光教育负责人吕福生告诉鲸媒体,他的机构这几个月在招生方面并没有受到影响。阳光教育在黑龙江有20多所直营校,学生人数一万多人,应该算得上是黑龙江地区规模最大的直营连锁培训机构。

“我们一万多名学生全部都是报英语学科的学生,在这次国家开始规范之前,我们已经把公立学校的同步教材全部取消,之后我们还进行了全面的全阅读教学的改革,全部都是用的非公立校课本教材。这样在招生方面就没有受到影响,反倒受到了一些利好。”

(2)取消奥赛、尖子班,家长并不买账?

3月10日,武汉市数万小学生参加“数学创新讨论大会”,而在当天下午,原定举办的一场比赛被紧急取消。各种奥赛、杯赛等和K12升学相关赛事的叫停也是整顿战役带来的另一个现象。

“数学创新讨论大会”正是更名换姓的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湖北赛区)选拔赛。2017年,这项比赛在湖北赛区仅五六年级就有约2万名小学生参加。

同样被叫停的还有原定于3月11日举行的“华杯赛”(全国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武汉赛区决赛。而武汉地区另一项比赛“楚才杯”作文竞赛则异常火爆。“楚才杯”由武汉市政府批准,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武汉市新闻、教育、出版等多家单位联办,迄今已举行34届。一张“楚才杯”参赛证据称可以卖到500余元。

与此同时,“迎春杯”、“走美杯”等小升初热门学科竞赛项目也均被叫停。

3月14日,有“龙校”之称的水木龙华培训学校宣布暂停小学培训业务,通知缴费的家长可以办理退费。

此前,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两会答记者问时明确为“负担”和“学业”划分了界限:“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部分叫负担,在此之内叫学业、课业,是作为学生必须做出的努力。

鲸媒体采访的小金同学也回忆道,从最近三年开始,自己才听说教育减负一词。“以前读小学时,我很多同学都报了奥数培训班,但我觉得奥数是真的没必要。取消奥赛、取消尖子班的考试,都可以减轻教育负担。”

3月2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事实上,最强整顿“减负令”颁布之后,家长群体也被划分为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的家长大呼解脱,不仅让自己松了口气,也给孩子解了绑。“坚决必须取消,学习奥数可以,作为有数学天赋的孩子的一种兴趣,不能和升学挂钩。变相逼迫大家学习,家长孩子苦不堪言。”有家长网友如此评论道。

不过,也有另一个阵营的家长逆流而上,强行给孩子施压。据媒体报道称,江苏某公办校的一群家长们自行找场地、收地,煞费苦心请老师给孩子补课,在被校方发现后,家长们还称“敢动老师就上访”。也有网友这么留言坦露自己的“焦虑”:“作为一个刚升初中的学生家长,已深陷小学减负中学恶补的死循环中,小学六年减了的不知在初中三年能不能补全了,建议现在的小学生家长千万别减了,不然初中太折磨了……”

 

2、减负政策分析,在高校扩招前后差别极大

林同学目前是北京十三中学高二升高三的学生。从初二开始,她就参加了校外补课,一直包括英语、数学等两三门课程。不过,与大部分被父母要求上补习班的学生不同的是,林同学似乎挺享受这个过程。“平时我不怎么学,就上课外班,我觉得挺有用。也不觉得累,父母也不怎么干涉我的课。”

但林同学表示,她和父母并没有听说今年2月份的整顿通知,她班上依然有一大半的同学还继续在校外补习。

减负战役最新的进展是,在6月25日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各地持续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中显示,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布了本地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明确了治理的指导思想、任务、分工、步骤和时间安排。

近4个月来,各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行动,加大力度摸排和整治违规办学的校外培训机构并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2018年6月21日,全国已摸排校外培训机构20.1193万所。

其中,北京摸排2394所、上海摸排6928所、天津摸排11864所、河北摸排9869所、江苏摸排31618所、浙江摸排17605所、山东摸排23203所、广东摸排18186所。

下一步,教育部将督促指导各地尽快按期完成摸排工作,加快对问题机构的整改,并公布各地整改进展数据。

事实上,“减负令”由来已久。资料显示,教育部第一个“减负令”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7月发布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据不完全统计,过去60多年来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政策至少有10道,加上其他工作的文件计算在内,已经出台的“减负令”多达50多道。如果再算上地方出台的“减负令”,我们国家已出台上百道“减负令”。

(1)高校扩招之前,减负的主战场在校内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首次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提升至国家层面。《指示》要求各地有效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并提出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基本办法,改善教材、提高教师水平、改进学校领导。

在之后1964年5月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中提到,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考试、考查是必要的,不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或以烦琐古怪的试题和种种清规戒律,去束缚学生;要坚决减少考试和测验的科目和次数;在课业负担减轻以后,适当开展学生课外科技、文娱、体育活动和课外阅读的组织和指导。

1977年底,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几十万青年从此改变命运。恢复高考,也成为了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1977年的高考在冬天举行,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最终录取了约27.3万人;1978年夏天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一直到1980年,高考录取率都低于10%。

(历年高考录取率)

资料显示,1981年至1998年的高考录取率在20%-40%之间。随着录取率整体增加的同时,在这十几年中,国家也发布了至少三次关于减负的政策——

1988年5月《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严格按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额外提高教学要求;要控制考试次数;要保证学生课间、课后、节假日和寒暑假的休息时间等。

1990年2月《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不得随意增减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按教学计划定量布置课外作业;要控制考试次数等。

1994年6月《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高中各年级每日作业量由各省制定,且“原则上保证小学生每日有9小时以上的睡眠,初中生9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睡眠”。

虽然这些减负政策多是针对校内课堂作业等的具体要求,以保证学生的休息时间,然而到目前,学生休息、放松的时间依然弥足珍贵。

结束了5天的工作,冠冠妈决定带冠冠去郊外兜兜风,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约定俗成的事:周一至周五冠冠上学、去课外班,周六冠冠上兴趣课,周日则是冠冠一家人出去玩的日子。

“大人需要放松,孩子更需要放松,比起一年365天让孩子连轴转的家长,我们算佛系了。”冠冠妈苦笑道,她见过那样的孩子,如果不是真心喜欢学习,而是被外界的压力推着走,脸上是没有笑容的,甚至是痛苦、麻木。

不过仅周日一天的游玩时间,并不能缓解冠冠妈的焦虑,“现在冠冠在的这所小学规定学生课间不可以自由活动了,不能到处乱跑,哪怕课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要是下课在走廊上跑就是违反纪律。女孩子还好,男孩子天生就比较好动,所以就经常被老师批评。”

八九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怎么能像一只小鸟被束缚在鸟笼呢,冠冠妈和学校里的大多数家长一样都这么发过牢骚甚至抱怨。

学业压力增大从1999年开始愈发明显。那年,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研究生)不断扩大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开始出台。高校扩招带来的最直接体现是录取率的大幅提升:1999年,高考录取率飙升至56%;此后的11年,每年的录取率都达到56%-69%。

(2)2000年后,减负战场是校内+培训机构

2000年1月发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中再次强调,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不得购买计划外教辅等;还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禁止任何部门团体违规举办小学生竞赛活动,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

也是在2001年至2003年间,学大教育、新东方中学部、学而思等一批K12培训学校开始出现。大学录取名额增多,大学生不再精贵,但想考取名校的压力越来越大。因而除了减轻校内课堂学业任务,课外培训机构的关注也逐渐增多。

2004年6月发布的“五坚持,五不准”在重申先前政策基础上,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

2011年之后,每年的高考录取率超过70%。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各级政府要把减负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规范办学行为,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等。

2013年8月《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中也提出,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等。

上述林同学的妈妈对鲸媒体直言,第一次听到减负一词是在五年前孩子上初中的时候, “现在的孩子们确实需要减负但是不需要减太多,我们给孩子报的课都是她没意见的所以也比较喜欢。”她认为,这几年减负其实不太明显是因为不是真正的减负,“而且减负落实不是很到位,有变相加负担的感觉。”

教育减负实施数十年,但似乎成效并不明显,这又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3、喊了几十年的教育减负为何越来越“重”?

(1)减负其实减了学校的负?

小学就规定学生不能在课间进行自由活动,这让不少像冠冠妈的家长揣测:这是学校为了规避责任。“我觉得学校担心孩子课外活动会发生危险,怕家长责怪,但是孩子年纪小,多余的精力如果不释放出来,上课也就不专心了。”冠冠妈有点无奈,“但没有办法,对于大部分家长而言,尤其是北上广这些城市,能让孩子上哪个学校并不是随心所欲能决定的事。”

供需不平衡,似乎让家长不敢“得罪”学校,纵使有一些不满,也敢怒而不敢言。

“对学校来说,现在布置作业一般会发在微信群里,让家长去看,而不是亲口告诉孩子你有什么作业;孩子犯了错,老师不直接批评孩子,而是告知家长,让家长来批评。我觉得孩子要是在家里有错归家长管没事儿,但在学校,老师该批评还是得批评,学校不止需要教书本知识,还得育人。孩子该完成作业就得完成,每天得有适量的作业,孩子如果完成不了,不能都推给家长,因为这样孩子容易养成依赖性,他认为这是家长的作业,主动性会变差。”冠冠妈一下子道出了许多。

她回想他们那个年代,小时候家长不太会关注孩子有什么作业,都是老师布置,自己兢兢业业完成,生怕被老师批评,以前好多东西都是在学校学的,包括做人做事。

冠冠妈告诉鲸媒体,“虽说是减负,但我觉得减的是学校的负,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

“虚”是冠冠妈对于学校教育的另一种感受,“小学还是主抓语文、数学、外语,虽然有其他几门课程,以及课后三点半这样的活动,但更多的像摆设。我觉得这种素质教育如果做不到的话,还不如不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要么上课要么让孩子回家,我是觉得有些时间其实学校是浪费掉的。”

不过,冠冠妈感觉孩子在课外培训班或兴趣班会更加积极和兴奋。冠冠现在报了围棋、机器人、篮球这几项,都是按他自己的兴趣挑选的。“虽然有时忘了写作业,但是一旦做会很兴奋,有的时候会停不下来,他愿意去做。”即使是语文、英语这样的文化课,冠冠也会认真完成作业,但数学是一个让冠冠又爱又恨的学科,也是让冠冠妈最为头疼的学科。

“在学校每天早上读背的不是课文,而是算术题,可能是因为数学老师是班主任的缘故,数学作业的分量要明显多余其他几门,尤其是口算,早上算、中午算、回家做作业还要算,可能是因为考试要考察计算能力,需要不断练习以减少犯错,但是我觉得太浪费时间,对孩子的创新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具体帮助。”

冠冠妈还告诉鲸媒体,“虽然每次布置作业老师都说自愿完成,但是我们孩子的数学作业每天几乎都是同样的题型,一个学期学下来没有几个主题,我觉得孩子兴趣不是很大,会拖拉,所以我很焦虑。”

然而对于培训机构,“老师会给家长反馈孩子的学习情况,服务也挺好的,除了费用每年都在涨,但我觉得这些培训机构很负责。”

处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除了公立学校,其实还有很多选择摆在父母面前,诸如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出国留学等等。

“我曾经有过那样的想法,但是国际学校也很难进的,以前可能有钱就可以进了,但现孩子得经过面试、考试,面试包括表达能力、英语能力等等,孩子在幼儿园没怎么学英语,如果要面试得提前大半学期准备吧,那时候时间来不及了,国际学校也没以前那么好进了。”冠冠妈感叹道。

(2)学校也很委屈,“压力山大”?

中国有成千上万所学校,K12(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在校生人数超过1亿人,也许冠冠以及他所遇到的学校和老师只是个例。

先后在多所重点中学任教20多年的英语教学专家、特级教师江节明老师则“现身说法”描述他接触到的现状:

“从国情出发,中国这么一个庞大人口的国家,职业选择、竞争压力是很大的,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考大学,能够更好地就业,所以上普通大学可能都还不行,要上985、211这样的重点大学。这样一来,本来就业压力应该是大学或者是中学毕业之后才面临的问题,现在提前到中小学阶段。国家的就业形势,包括人才培养,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困难,所以造成减负始终减不下来。

“首先要想考到好的大学,考试成绩得好,这就形成了学校之间的攀比和竞争,中学要研究升学率,那么军事化管理、题海战术一系列提高升学率的措施应运而生。”

“其次,大学扩招之后,形势发生变化了,有的大学开的专业不对市场,学生找工作不好找,出现我们常说的毕业即失业,这就促成家长又注重孩子在中小学时候的成绩。这样中央教育部出台文件要减负,但下面在贯彻执行的时候很难做到。”

“另外,老师自身教学方法和水平出现问题,有的老师教高一高二,但一到高三就不会教书了,一天到晚搞题海战术。什么原因?与高考命题相关,高考怎么考我就怎么练,高考用什么题型考我就教什么题型练。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误解和偏差,老师没有正确的认识高考试题。”

实际上,江节明老师告诉鲸媒体,高考题型从2014年开始进行变革,尤其是2017年、2018年变革特别大,从命题人的角度来看,考题是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创新性思维能力以及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能力,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生活出现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在数理化生这些课程当中最为明显。

江节明老师认为,为什么学生们在学校觉得费时低效负担重,就是因为很多高三老师们不懂这一点,所以布置了很多练习,但往往是无用功或效率很低。

江节明老师向鲸媒体举了身边发生的例子——他的一位同事是中学数学老师,后来也被评上特级教师。这位老师教高三的数学课,每节课只花半节课时间讲数学,另外25分钟左右讲故事、讲百科知识,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课堂气氛轻松不少。

许多人一开始不了解这个老师上课风格,对他褒贬不一,认为是浪费学生时间,实际上,他的教学方式就是轻轻松松地学数学,孩子们在高考数学上都考得很高的分数,这样一个教学风格通过了高考的检验,后来学校同行也渐渐认可他。

“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非题海战术在中小学文化课教学里是完全可以完成的,老师们应该优化课程设计、提高教学水平,在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思维模式方面下功夫。

令人意外的是,体制内出身的江节明老师对校外培训机构并不那么反感,“许多家长有一种心理负担,觉得必须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才能让孩子在学习上不掉队,功利性特别强。如果孩子愿意去补课,那最好不过;如果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水平很高,又有很独特的教学方法,能点拨、启迪孩子的思维,或者是作为学校校内知识的补充,拓展孩子的知识面,我觉得让孩子上辅导机构是无可厚非的。”

今年2月,教育部连同其他三个部门加大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国家已经开始优化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和条件,甚至连上课的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禁止超纲教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前奏。”江节明老师说道。

江节明老师真诚地希望学校未来能改善管理,小学、幼儿园适当地延迟放学时间,在学校里多开展一些课外活动、兴趣小组、兴趣活动,帮助孩子们真正落实素质教育,使得综合素质、综合能力都能在学校里得到很好的锻炼。同时,教培机构要多开展一些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学科培训和综合技能方面的培训,不要再单纯搞文化课知识培训。

面对教育减负这个“老大难”问题,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董事长的俞敏洪坐不住了。俞敏洪曾多次表示,民办培训领域对中国教育体系是良好补充,但整顿很有必要,他个人很反对超前教育、难题教育。孩子的成长过程像一棵树,浇了大量化肥可能会迅速成长,但到后期会发展病态,这也是中国很多小天才长大后爆发力差的原因。

将黑龙江作为根据地的阳光教育负责人吕福生,发表了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另一番见解。

吕福生说,以数学、英语为代表的超纲教学被叫停之后,各种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的素质教育类典型项目,从国家层面也在不断提倡,自然也引起了家长的重视,但是他觉得这很可能就会滑向另外一个极端——它们不再是素质教育,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应试教育,比如所有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要考级过关,而且本来孩子是因兴趣来体会这些艺术形式当中的美,一旦通过考级过关把它变成了一种任务、一种要求之后孩子兴趣就会逐渐或者快速丧失。

“这样的素质教育根本不是素质教育,真正的素质教育是两条,一条是身体素质,一条是精神素质。而精神又包括理性、情感和道德这三个方面,那么孩子学不学得好,关键就看精神素质里边的理性那一块发展得好不好,因为理性是人认知这个世界的一种能力。好奇心、想象力这些我们看起来不太重视的、或者是被忽略的因素,恰恰是理性发展的源头和翅膀。”

“我觉得整个中国教育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搞清楚素质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真的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那么考试考高分只不过是顺手拈来的一盘小菜而已。”吕福生有点激动。

无论如何,在家长眼中,填鸭式教学、题海战术并非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孩子对学习是否存有兴趣是他们关注点之一。

冠冠妈告诉鲸媒体,她倒希望冠冠在小学的时候能在其他方面更优秀一点,成绩倒不是很在意。“语文要是表达上没问题,愿意多看书,我觉得这就是很成功的语文教育;数学还是要多培养孩子观察生活的兴趣、解决问题的能力,没必要题海战术。我希望小学能把语文数学再弱化一点,特别是数学,把时间放在其他的兴趣上面,如果不是去搞科研的话,太深奥的数学其实作用不大。”

另一位学生家长也赞同,“其实数学跟生活关系挺紧密的,尤其是小学数学跟生活更紧密,我觉得可以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比如以生活调查、记录之类的形式进行教学,没有必要用做题这种方式,这很伤害学生的兴趣。”

 

4、真真正正的教育减负,如何奏效?

(1)别带着误解看“减负”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别带着误解看“减负”,应该明确的是“减负”并不等于公办教育的“后退”、不等于降低中小学生的课程难度、不等于不要学生刻苦学习、不等于减少学生学习时间、不等于不要考试。

“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里本来就包含课外教育,我们规定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过6小时,是针对统一上课时间而言,并不是说在上课时间之外就必须离校,这不是学校制度设计的初衷。实际上我国的公办教育不仅在课后教育不能后退,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也必须在学校的指导下进行。”

张志勇认为,“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五件事——调结构,适当减少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增加综合素养培育的时间;转方式,减少教师不适应学生学情导致的学习负担,激发学生兴趣、自主学习能力;提质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减少学生重复、低效的机械训练负担;重个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提供适合的差别化的教育;讲规律,尊重规律,依靠科学。

讲规律可以以考试评价为例,日常考试的功能不是要给学生排名排队,而是为了诊断和改进;再如晚上孩子们做作业做到十一二点,使得第二天上午听课精力很差,学习效率很低,这样的加班加点不但无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反而导致学生学习的恶性循环,是得不偿失的。

而吕福生认为,首先要在幼儿园阶段全面禁止小学化教育;然后在幼升小阶段,全面禁止、严格禁止各类学校进行文化知识类的测试,甚至包括技能类的测试;在小学升初中阶段,严禁将各种奥赛分数、英语分数作为附加条件,包括升高中阶段。

至于大学阶段,“现在是不是能改,我觉得还没有想好,可能大学阶段需要改变体制,否则很可能大学入学后就会变成权力和财富的竞争,那对普通孩子可能更加不公平。”

在公立校任职的江节明老师认为,减负增效这种教学经验在国外是能够借鉴到的。不管是教育理念方面,还是教学管理、教学方式、教师水平方面都值得借鉴。

例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本来就很发达,师资水平也很高,与中国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中国人口的庞大,基于这种国情造成人才竞争的激烈,造成上好大学、上名牌大学竞争激烈,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课业负担过重。

江节明老师曾经在美国考察时发现,美国的孩子也补课,但是在大街上看不到培训机构的牌子,而是在学校里面免费补课。

“美国不搞文化课培训,他们培训传统文化艺术,例如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培训。”因为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在录取的时候要看学生是不是具备美术、音乐、体育方面的技能,综合素养方面他们是特别注重的能力。

“另外,评判一个学校的质量好坏往往将目标指向校长,让校长接受社会舆论和家长的评判,这个其实是不公平的。德国的校长并非任命制,而是自荐制,每四年换一次,任何人都可以毛遂自荐当校长。在我国,教育管理制度存在改进的地方,比如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一级一级升,如果没机会往上升,可能十几年二十年一直当校长,这是不科学的。”

(2)培养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人才

在俞敏洪看来,转变家长“重成绩轻教育”的传统观念是家庭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可以通过改革升学招生政策,将目前过于依赖学科成绩的考评机制,变为对学生全面素质的考量,从而引导家长逐渐改变重学科成绩轻全面素质的教育观念。

未来科技的发展会改变人类的方方面面,家长无需攀比跟风,选择孩子适合的职业,不要把孩子逼上绝路。家长存在对教育的误解,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就业形式也发生了变革。在江节明老师看来,如果孩子考不上一流大学,普通专科和职业学校也都是可以的。高考是公平的,通过选拔,按照孩子的能力大小进行分层。

“一流大学就那么几所,全国也就几十所,任何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位置,不一定要上重点,因为未来更注重的是孩子的科学素养,未来即使当厨师,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厨师了,要用到机器人去炒菜,包括清洁工,必须会操作机器人。”

“人类即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所有凭知识、凭技能、凭体力、凭经验而做的工作都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未来社会上可能只有两种人才是社会的缔造者:创造者和组织者。要想让孩子们成为创造者,他们必须在小时候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可以自由地玩耍、思考,可以自由地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吕福生说道。

令吕福生担忧的是,创造力和组织力将是衡量一个国家能否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些都是需要教育来培养的能力。

“如果我们的教育现在不改革、还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培养的孩子就是记忆的机器、做题的机器,没有好奇心,没有想象力,那么他们最终一定是没有创造力的,没有时间和同龄伙伴在一起玩耍沟通交流互动就很难具有组织力,这样的孩子和欧美未来的孩子们竞争就必败无疑。”

(3)给“特长生”招生压压火,给“择校热”降降温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

之所以要进一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全部取消特长生招生,是因为只要有特长生招生存在,哪怕只占1%的比例,也存在特长招生的异化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取消特长生招生,不能让公众形成教育部门不再重视学生个性、特长培养的错觉,而应通过改革教育评价体系,落实、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中小学重视学生的个性、特长培养,如此,个性、特长教育将不只针对少数“特长生”,而是针对所有学生。

在取消特长生招生之后,学生的个性、特长发展,主要通过两方面实现。

一是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由民办学校给学生提供差异化选择,包括个性与特长发展的选择。国外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阶段均由公立学校保障基础公共教育,由私立学校提供差异化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问题是,有的城市如上海、杭州,优质教育集中在民办小学、初中,因此存在较为严重的民办学校择校热。和发达国家家长选择私立学校更多根据学生的兴趣、个性、特长选择不同,我国的择校多是根据学校的质量、条件进行选择。这是因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存在一定的办学质量差异。”

“与此同时,在较为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之下,各校的办学特色并不鲜明,受教育者选择学校,关注的还是学生的学业质量。为此,必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校际差异。”

如果单看就近入学情况,确实会得到“择校热”降温的判断,可是,判断“择校热”降温与否不能只看就近入学率,还必须看各地是否有学区房(学位房)热,学区房(学位房)的价格,以及民办学校招生中有多少学生报考、竞争激烈程度如何。这些指标才能反映一地的真实“择校热”。

二是落实和扩大中小学的办学自主权,让每所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有更大自主办学空间,在办学质量均衡的基础上办出学校的特色,在办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和评价。

目前,我国初高中已经在实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其中就包括对学生的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的特长评价,这要求学校开设相关的课程,以及社团活动,关注学生的个性、兴趣培养。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以前专门开设一条特长生招生、培养的通道,是因为升学评价体系单一、学校办学缺乏自主权,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今后,特长生的培养,应结合中高考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改革,融入到学校的整体教育教学活动中,包括实行选课走班、建设学生社团、开展小课题研究等,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学习,参加社团活动与研究活动,由此培养自己的特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切实通过中高考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否则,在单一评价体系之下,所有学校必定“千校一面”、学生则“千生一面”,基础教育会应试化、竞技化。当所有学生被纳入一个跑道竞争、比拼时,家庭的教育焦虑和学生的学业负担是难以减轻的。

在熊丙奇看来,要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把学生和家长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以及择校焦虑中解放出来,不能简单依靠推迟上学时间、取消特长生招生、叫停竞赛、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经营等举措,而需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只有通过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和政策上的支持,才能不断缩小公立学校间的差距。同时,通过鼓励优秀教师跨校流动,让学生们在任何一所公立学校都能接受到优质的教育,从源头上解决择校热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

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何时才能大规模地呈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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