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观点认为,教孩子们编程将有助于找到好工作。在如今这个收入增长趋于平缓甚至下降的时代,编程为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新路——编程是确保衣食无忧的必备技能。然而,这一观点本身就站不住脚。相反地,如今市场并不需要增加那么多的程序员。

过去几年,幼儿计算机科学课程遍地开花。2016年,全球知名民调和管理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报告称,提供编程课的美国学校从几年前的25%上升为现有的40%。拥有全国最大公立学校系统的纽约,承诺到2025年为所有110万学生提供计算机科学课程。公立学校体系第二大的洛杉矶也紧随其后,计划到2020年完成全覆盖。排行第四的芝加哥则有望在2018年将计算机科学列入高中毕业要求。

美国课程大纲做出如此大手笔的变动,主要是出于经济考量。有观点认为,教孩子们编程将有助于找到好工作。在如今这个收入增长趋于平缓甚至下降的时代,编程为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新路——编程是确保衣食无忧的必备技能。

这种观点影响着从校董到政府各层面的决策。然而,这一观点本身就站不住脚。例如,也许如今市场并不需要增加那么多的程序员因此,教数百万的孩子们编程不会使他们都成为中产阶级。而且,由于编程市场需求饱和以及过多的从业人员疯狂涌入,码农薪资也会随之下降——这也是关键所在。

从根本来说,推进编程教育并非旨在让下一代获得Facebook工程师一样的高薪,而是通过为技术行业批量创造廉价劳动力来平衡该行业的高薪。

 

  • 码农供过于求or供不应求?

随着软件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硅谷力量崛起,给人们造成了急需软件开发人才的错觉。媒体大量报道靠编程逆袭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更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刻板印象。比如Wired,Forbes,FastCompany,The Guardian,NPR和NBC News等著名媒体曾报道位于肯塔基州东部的Bit Source公司对矿工进行再培训、成功帮助他们转型为程序员的故事。

这个案例中矿工与时俱进转型为程序员所付出的努力值得我们尊敬和推崇。但数据表明,这个并不能作为可效仿的典型案例。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的程序员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尴尬境地。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拥有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每年超出科技行业招聘需求的50%。尽管大家都在讨论码农荒,许多合格的毕业生根本找不到工作。

更具体地说,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科技行业的工资一直处在维稳阶段。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程序员今天的平均收入实际上与1998年相当。如果对程序员的需求飙升,按道理工资应该会大幅上涨。事实却相反,薪水只是停滞不前。

当然,薪水没有大幅增长,仍然维持在高水平阶段。美国劳工部估计,计算机信息科技行业的年度工资中位数是8.286万美元(约53.92万人民币),是全国平均薪资水平的两倍以上。对科技行业的老板来说,这是一个问题——高工资会影响公司利润。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盈利能力,就必须找到削减工资的方法。

技术主管们为追求这一目标已是不择手段。比如,各科技公司相互勾结达成薪资协定——防止员工通过跳槽赚更多的钱。硅谷各公司这种盛极一时的违规操作引发了2010年司法部的反垄断诉讼,最终导致4.15亿美元的集体诉讼。另一种复杂一点的方法是,通过H1-B签证计划从其他国家引入大量熟练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移民工必须持续工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移民身份,因此他们几乎丧失议价能力,收入明显低于美国本土同行。

引入外来务工人员并固定工资是限制劳动力成本的有效工具,但成效依然比不上大力推广编程教育,批量生产数百万程序员。而培养廉价劳动力,哪有比学校更适合的地方呢?科技公司对编程教育的呼声和教育公共政策的变革如此同步并非巧合。由Facebook,Microsoft,Google等巨头资助的非营利组织Code.org在2016年花费近2000万美元用于培训教师,开发课程和游说政策制定者。

硅谷非常成功地说服了我们的政治阶层和大多数公众:科技公司的利益与整个人类的利益相吻合。但科技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底线,并大力投资支持对其有利的公共政策。现在,五大科技公司在游说政府方面的投入是华尔街所花费的两倍,2016年更是接近5000万美元。作为最大的投资者,谷歌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致力于培育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赢家,并约束反对派。

 

硅谷并不是一股非黑即白的力量。相反,硅谷的决策出发点再自然不过——资本的逐利性。正如所有资本家都知道的,市场是政治的象征。市场的发生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由国家持续精心制作和结构化设计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制定公共政策如此重要。如果科技不懈努力,撬动市场向自己倾斜,就会成为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所有的区别仅在于它为了左右市场愿意花多少钱而已。

然而,金钱诱惑也并非硅谷重塑美国教育的唯一杀手锏。推崇编程教育也需要一个有利的舆论氛围。共和党、民主党多年来一直重复并传递着一个基本信息——单靠学校就可以解决大的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学校改革的前提也十分牵强:教育足以帮助我们修补分崩离析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教授学生正确的技能,就可以解决贫困、不平等和经济停滞。学校成为经济转型的引擎,能让年轻人鲤鱼跃龙门,过上尊严、舒适的生活。

这个论调正好逢迎了专家们治国兴邦的思潮,暗示着我们的经济失调只是技术层面的原因——一个简单的不对称。左手是待业劳力,右手是优越工作,所要做的只是提供培训使双方资源配置合理。事实上,从比尔·克林顿总统以来,每个总统都在谈论加强美国工人的培训以填补“技能差距”。但逐渐地,一个又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纷纷意识到大多数工人多年来早已知道的事实:差距并不存在。即使是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也认为“技能差距”只是一个江湖传说。

问题不在于训练,而是接受培训后没有足够多的优秀工作岗位。解决办法是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改善工作待遇,用更简便的方式更好地完成工作。这迫使企业不得不拨款投入到带动经济实际增长的生产要素,而不是全部利润悉数交给股东。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投入,让人们通过参与一些必要的公共事务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比如投资帮助能源系统脱碳,降低碳排放量,或是投资翻新老旧的基础设施。

每个人都应该有学习编程的机会。编程可以是一种有益的甚至愉快的体验,并对执行各种任务很有用。更广泛地说,对代码如何工作的理解对于基本的数字化素养至关重要——这是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世界中迅速成长为知情公民的必备要求。

但编程不是能让鸡犬升天的魔术,而只是一种与木工本质无异的基本技能。学习软件开发不会使个人幸免于资本家的剥削,无论当码农还是木工最终都殊途同归——资本都会尽可能地降低工人工资,并通过赞助公共机构达到这个目的。

硅谷一直非常擅长将不可预知的部分公共生活转化为利润来源,而推动学校兴办编程教育也可能正是硅谷商业版图的巧妙棋局。

 

本文来源:the guardian

原作者:Ben Tarnoff

编译:鲸媒体流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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