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在河北省雄安设立一个新的经济特区。

据外媒报道,中国政府1日宣布,将在河北省设立一个新的经济特区,以提升北京和天津及它们周边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程度。官方的新华社称,雄安新区将和深圳特区的设立具有同等重要的全国意义。《联合早报》认为,由于和浦东、深圳相比,雄安新区少了水运和充足的淡水供应,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工业,也很难想像金融企业向新区转移,教育、科研、非金融类商业机构最可能搬出北京,估计顶尖大学将作为样板首批迁入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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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媒一样,国内舆论也在关注哪些首都功能将转移到雄安新区,高校的搬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项。因为之前部分北京高校已经在酝酿搬迁,而河北的高等教育资源也严重匮乏——仅有一所211院校河北工业大学,办学地还在天津。但是,无论是将北京高校整体搬迁进新区,还是引进高校在新区办分校,都需要尊重办学与教育规律,不能只着眼解决教育资源问题,更需要探索高等教育的优化布局与办学改革。

已有部分热心网友在讨论,北大和清华会不会搬迁。从示范效应角度,北大或清华搬到雄安新区,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样,搬迁办学,需要立足大学发展,从长计宜。在笔者看来,需要注意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其一,国家战略与学校自主的关系。将北京的部分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功能转移到雄安新区,会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如何推进战略,需要处理好政府计划与学校自主的关系。具体到学校搬迁,这适合由大学根据国家战略(优惠政策、教育规划)自主决定,在校内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做出是否搬迁、怎样搬迁、搬迁后如何办学等系统决策。不能就由行政部署,要求学校必须搬迁。从本世纪初期各地建设大学城、部分高校新建校区、搬迁的实际情况看,行政主导的搬迁,都产生一定的后遗症,教师和学生对搬迁怨声载道。这是需要在转移教育功能、搬迁高校时充分考虑的问题。

其二,学校搬迁与整体教育改革的关系。不要把高校集中办在大城市,而要分散到二三线城市,甚至县上,这既是治大城市病,又是推进教育公平的理想局面。在美国,有的一流大学(文理学院)就办在小镇上。过去10多年中,我国一些新建的本科院校,就建在地级市,这本是很好的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趋势,但是,近年来,建在地级市的高校却准备搬迁到省会城市,走向大城市。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原来,在地级市办学的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感到诸多不便,除了由于区域问题,存在一定的招聘教师难、招生难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高校办学主要靠财政拨款,而获得资源都要“跑部钱进”,学校领导必须经常跑省会、进京,开会、汇报。与之相比,美国办在小镇上的大学也能办出一流,是因为其办学资源来源多元,有完备的募集办学资金的体系,学校并不依靠政府拨款办学,而就是获得政府资助,这也公开透明,不需要学校去“跑部”的。因此,将大学从大城市搬迁到其他地区,需要改革整体教育管理体制,一方面,要鼓励大学开拓办学资源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办学,降低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需要改革由政府主导教育拨款的方式,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预算,并监督政府实施。这既可保障财政性教育投入,又避免政府部门用拨款干预学校办学。

其三,经济特区与教育特区的关系。在推进教育改革时,一直有借鉴经济特区,建设教育特区的呼声,包括在深圳,也有建立教育特区的提议。这次雄安新区规划公布,教育特区的概念又出现。但是,建教育特区和建经济特区,是不一样的思路,经济特区更多是获得政策优惠支持,而教育特区则是放权给教育、学校,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其实,对于教育改革,并不需要所谓特区的概念,关键在于要有实际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行动,即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和学校现代大学制度。我国深圳特区,当年也曾引进全国名校办研究生院,但一直未建成高等教育的“高地”,近年来,深圳开办了南方科大,引进香港中文大学办深圳校区,南科大曾因“去官化、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主办学”的改革受到全国舆论关注,但目前这些改革,都和当初的设想大打折扣。

对于我国大学来说,不管办在哪里,有现代大学制度,是办出高水平和特色的基础。西南联大当年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可办出世界一流水平,就因其办学实行现代大学制度。如果能切实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再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我国大学会在各地生根发芽。对于雄安新区的教育发展来说,要有全新改革思路,实现教育的优化布局与学校的现代办学。

(本文转载自今日头条熊丙奇看教育)